性自由or性管制？诗经中的性

　　

导语

：我国的情爱文化源远流长，在五代十国时期，《诗经》就收录了各地的情爱诗歌，其实在上古时期，男人和女人在情窦初开之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情爱与欢喜，诗歌中不乏表达相思之情的，也有些是男女性爱之事，对两性和肉欲的渴望。小编整理了十五国风中的性爱，一起来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性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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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大旨谈性

　　正如曹雪芹自叙：《红楼梦》“大旨谈情”，诗经之《十五国风》其实是“大旨谈性”。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小问题，便是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没打算“发乎情，止乎礼”。

　　从《周南?关雎》开始，爱情便意味着性的结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欢淑女，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为将来两人的婚礼做筹备。这意味着，爱悦等于婚姻的建立，这是君子与淑女建立合乎礼法的性关系的蕴藉说法。表现更鲜明的是《召南?草虫》，这种因有情而求欢的势头便喷薄而出。

　　《草虫》是以女子的口吻，谈两人同心而离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机会，便行男欢女爱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脱平复。诗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搁在今天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免要赞一声“豪放女”，但是，在当时，不过是平常叙事耳。爱悦求欢，身心满足，毫无惺惺作态，坦白自然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令人震惊。这只能说明，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情欲”是可耻的。爱人便意味着身体的爱悦，并非后人唧唧歪歪胡诌的“我爱你沧桑的老灵魂”。男女之情，就是身体情欲这回事，不是灵魂沧桑那么回事。

　　著名淫诗《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吻，写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爱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人坚定地认为：“我爱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爱你，你便肩负着给予的义务。肉体的结合才使灵魂安妥，你我的结合才是人间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说，那自然是“同情地给予”了，并且双双成家去也。

　　《野有死》说得更直白。诗曰：“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猎物与聘礼，和女子的如玉肉体相呼应。一方面写出了对性关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写出了对女子的爱慕。你能说他只为了得到她的肉体，才去打猎送礼的吗?你能说他的爱只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挚吗?古人恐怕理解不了这种责备。得到和给予幸福的实质内涵，就是对两人间性关系的追求，统统是肉体性的欢乐，绝非后世的精神恋爱。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讲述姑娘们如何多情对待自己的情人。“见而悦之，约会上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时的两情缱绻。当然，人生自古伤离别。如果有情，身体的物理距离，自无法割断感情的联系。《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分离使得感情更加坚贞，连形象都顾不上了，因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为了讨心上人的欢喜。而心上人远别天边，这女子情愿得相思病，“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爱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厌旧，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义之时;彼时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感情的疏离，带来的是性关系的断绝。性关系与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幸，结果是男主人与小妾性关系的断裂。思妇形影相吊的悲伤，到了《金瓶梅》时代，便是潘金莲式的偷情。大雅之书《红楼梦》中小红、贾芸简单的密约赠帕，被偷听的薛宝钗搞得意味深长，其实没有实质性接触，却搞得很严重的样子，颇令读者失望。

　　本来，社会越发达，人应该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后来，人类越发无法性情统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许正是黄金时代的投影，情爱与肉欲统一，爱的渴望夹缠着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连带着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润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结合填充了感情的苍白。非仅《国风》，通部《诗经》中亦然。我们约略知道了《诗经》时代的性情不分;至于情性分离，灵肉相悖，那是让古人瞠目结舌之外难以理解的现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谈的时髦，另有一种让世间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

　　诗经时代的男女关系比较自由。虽然受制于物质的匮乏，环境的压迫，但是在精神和感情上，相当轻松而且奔放;他们的感情和伦理虽然不是一张白纸那么简单，但是后世道德和道德感形成的压力，彼时基本乌有。当然，国家已经诞生，在人民的自由与秩序之间，圣人制定了游戏规则。在初期，这游戏规则还是很松散的、很简单的，圣人们想要达到的境界，也并不敢期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绝对关系。我们读诗，可以明显看出彼时的男女关系，便在自由与管制之间游移。

　　《国风》“大旨谈性”，大部是当年男女情洽野合的浪歌。孔子删诗而后曰“诗无邪”，乃是如孔子注《春秋》之微言大义笔法，进行价值观的嵌入式改造，将男女风情之诗，重铸为一部蕴含着礼教劝诫风化的教化经典。简言之，《国风》就是一部老祖宗性关系指南，遵圣人之意，指导男女结合之时，不必如禽兽般发之以情，实应“成之以礼”;其根本的价值观便是“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从而为自己找到真正的归宿。

　　“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这不是道德律，而是价值律。

　　人们会把夫妻之事戏称为“周公之礼”，其来有自。须知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从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则需要养成正常的伦理，二则需要养成优美的感情。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远古洪荒时代，人民野生土长，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与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来规范性生活，确定其权利与责任，生儿育女，男有妇，女有夫，子子孙孙知父知母，脱离远古洪荒蒙昧野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功德，也是觉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周公乃彼时这个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礼，最主要制的便是“风化”，就是这个“性关系”礼。其实“风化”一词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关系、性生活来训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后来说的那么含蓄。令人更诧异的是，性生活如何还能教育人民呢?

　　“周公制礼”，所制之礼便是后世被推崇普及的礼教，即圣人制度。《礼记》所载诸种礼制，乃是围绕此婚姻制度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以及诸种维护此婚姻制度的礼仪法度。我们可以看到随之确立的其实是家庭制度和个人、家庭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有礼成婚姻，而后才算有婚姻制度。与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会制度成长起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确定了雏形，以人伦为道德基石的传统中华文明也随之自我发展、成熟起来。这当然是人类史的文明飞跃。

　　周公之礼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约束的“性关系”和性道德，将“性关系”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规范，而不是随机野合，上不知君父羞耻，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妇为人伦之本，乃天地间人类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礼”来喻夫妇之道，大义自在其中。而男娶女嫁这种家庭婚姻制度的确立，实在不是自然发生，而是远古圣人的创设，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会做普遍的推广。

　　如此“风化”，便是以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规范教育人民，性关系不再是含蓄蕴藉的“阴阳调和”、“天地交泰”的虚无缥缈之说，还是“名教”的核心价值所在。《诗经》之《国风》部，其主旨便类似于“性生活考察报告及指南”，或可称为中国的“爱经”。“风俗”便指各地嫁娶习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自然法。不过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性生活”乃是礼教的基本点，反而将其他的听起来更高尚的忠孝节义之类，作为“礼法礼教”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固定不变的男娶女嫁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渐低下的现实，《鄘风?蝃蝀》诗中所谓“蝃蝀在东，莫之敢指”的怨叹，便也不无理由。

　　周公之礼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道德制度。《国风》，就是各国以性生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大法。在周时，《诗经》是被雕刻在玉版上，传赐天下，以行风化之教。此谓“诗教”，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妙、最伟大的传统之一。中国古语云：“法不外乎人情”。诗教其中，既有事务性的技术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经验，将外在的伦理道德，内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审美的精神。

　　

关雎：性自由与性管制

　　《关雎》讲当君子淑女两情相悦时，不可以如关关雎鸠一般，径自交合，应有一套高雅而又普世的嫁娶程序，使男女婚配之事，符合国家的需要，符合道德的审美。这首诗正意味着周民从自由性关系时代，进入以礼制约的家庭婚姻时代，是谓“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地位极高，被誉为人文初篇。

　　历来关于《关雎》的说法，多属胡说。什么“雌雄之不乖居也”;“生有定偶，而不像乱;偶数并游，而不相狎”，浑以男女大防，来赞美无知禽兽，不知道算抬举呢，还是自作多情?其实就是一个引喻，首先用来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其次人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有形式感的得到才是符合道德的，才是真正的“得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鸠在河洲上，自由交合。窈窕淑女，深得君子爱慕。可是，君子虽然爱慕，淑女未必就愿意给予。这首诗首先是写给男性–君子的，他的预定读者是男人;而在头两句里面，已经寄寓着女子防范男子追求的凛然大义。下面就写君子爱慕淑女之时，不应仅以身求，而应求之以礼：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采荇菜要两手齐下，左右包揽，方无遗漏。追求淑女，也要讲究一定的规矩方法。君子爱慕淑女，淑女不肯搭理(因为淑女爱琴瑟钟鼓之逑)，男子只好独自辗转反侧，女子并不来嘘寒送暖。

　　君子求女不得，显然在受着罪苦。诗的后半部分，便是圣人教导君子求女法则：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采荇菜要两只手，爱淑女，要琴瑟友。意谓采荇菜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到手，而爱慕淑女呢，也要有正确的形式才能得到。要有钟鼓琴瑟，成之以礼，才能得到窈窕淑女的欢心，才能得到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美人。

　　有人就会问，男女成之以礼，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要有琴瑟，要有钟鼓，这得是什么样儿的人家啊?答曰：这就是普通的礼制的象征，不一定非要焦尾之琴，黄钟大吕。一般的嫁娶婚姻，明媒正娶，拜天地告鬼神，吹吹打打，即礼成。我们看破落户范进，也摆得起酒席请得起客，遑论高门大户。圣人制礼，虽强调了秩序与等级;但最重要的，是推广普世的礼仪形式。我们看那世间娶亲嫁女，不管是贫寒还是富贵，虽有豪华与俭朴的区别，但基本的形式和礼节都一样，婚丧嫁娶，一望可知。这就是礼制普遍教化的意义。

　　当然这首诗也是写给女子的。为什么男子不能像关雎求欢那样如愿以偿，却是爱慕窈窕淑女“求之不得”呢?原因是：没有琴瑟钟鼓的欢爱，则是非礼之爱，不可授受也。女子非礼越礼，则亦如禽兽矣。圣人在告诉男子正确的求爱法门的同时，也告诫了那善于怀春的窈窕淑女;我们甚至可以猜测，他对着女子的话语，带着一些警戒的口气。毕竟，所有人类的礼教，没有女子方面的合作，便是空文。古人说《关雎》歌颂“后妃之德”云云，这个后妃之“德”，便是持礼自守的忠贞、自爱、自尊之德。想想后妃与君子也像关雎那般行男女之事，未免太有点那个吧–当然，这自然是礼教千年后我们的眼光了;再一想，那样就很不美吗?驯化千年后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干柴烈火不思量的性关系的想象力了。

　　

郑声的道德风险

　　诗经时代的男女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运动;到了孔子删诗，非礼之事，已有道德风险、风化罪名。于是郑卫之音，遂成为非礼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悦，私自结合，在诗经时代，尚是青春难禁的本能，圣人尚可以歌颂之“无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便需要以礼相防、相守、相持。演而变之到宋时道学发达，男女之事变成罪大恶极，成了推动社会垮塌的动力之一。

　　《论语》云郑声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乐的漫无约束，也指其诗歌内容远离礼教风化的主题思想。不过从今天通行的诗经文本中，已经看不到什么诲淫劝奔的痕迹。即使有《竹竿》、《芄兰》、《溱洧》这样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还青春活泼、爱娇俏皮，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只见灵动有趣，看不到什么坏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尽兴也好，《女曰鸡鸣》的留恋床笫也好，都还是人之常情，虽属非礼，却并不荒淫。但是当我们还原诗经时代和孔子时代的道德来看，可能就会比较同意古人的意见;同时我们会暗暗庆幸时代的改变。

　　郑卫靡靡之音，摇荡心性，总归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评语，徒令今古读者心痒难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恋慕冲动，成之以礼也好，淫奔无耻也罢，虽有道德的风险，终归是生命本身的悸动，总是发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爱悦，男男之间的狎玩，或者女女之间的情好，总归是人类自身感情的强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存在，虽经不起正视、敲打，却也难以漠视、忽视，更无法背过脸去假装不存在。

　　郑声的不雅名声，便是它自始至终只知道歌唱“情欲”这一件事，似乎人们的心灵里，只有爱情，只有热烈的情欲，才可以当得起生命的见证。这种尊重本能的坚持态度，不仅不能说下流淫邪，恐怕还要尊之为“神圣”人性。无怪乎圣人删诗，郑声以及其他的“淫诗”都得以保留下来，且有21篇，较各风部多许多。人类自始至终，都热爱这些情诗艳歌，虽有“色情”、“诲淫”的抨击而不绝。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转化吧?要不然，这些可爱的诗歌，早已被道学家的剪刀阉割不见了。今日得见，不亦幸乎?

　　但是周公制礼便是要以这个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稳定的家庭婚姻制度来。所以在《关雎》中，关雎固然是水鸟的思春发情，两性结合，纯属“发之于情”，而君子淑女自然有异于禽兽者，终须“成之以礼”。其实这君子淑女在生活中是能够互相认识的，甚至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有过性接触，而“礼成”，是教化的必须手段和目标。同时，《诗经?国风》除了《关雎》这种歌颂“成之以礼”的爱情之外，还有大量纯粹的爱情诗，仅仅描绘男女发之以情的爱慕，男子之间的互爱，女子追求美男的痴情。孔子未曾删去，实因为不管是成之以礼还是成之非礼的性关系，其中种种感情，对于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的，是常常发生而必须珍惜的生命感受。

　　孔子删诗，按“成之以礼”和“成之非礼”两条线索来编订归纳，并包涵各种非礼关系带来的不幸与痛苦，遂使《诗经?国风》从普遍的性关系指南，跃升至礼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礼”的幸福满足，来反衬“成之非礼”的不幸痛楚，达到风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审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诗教。如此，孔子删诗，方得“思无邪”之三百篇。

　　孔子的时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虽然礼教和耻感的尊严，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但也只是作为道德的戒条、风化的教材，尚不足作为做杀人的利器。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虽不被鼓励，但是作为“人情之常”，仍旧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后世，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男女，仍具有此种自由。从古往今来的传奇小说志异故事中，还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礼之情存在的影子。只是在某个阶层，如中等贵族，可以实行对女子的隔绝，遂可以要求和实现绝对的“男女大防”。而社会高低两端男女的性关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贵族及下层民间，男女间因为不能隔离而有活泼生动的性的情态。

　　对《诗经》中自由精神的损害，首在于宋儒;后世的道学，更是添砖加瓦使之蒙尘不绝。至于冬烘陋儒，见《国风》而崩溃，斥之为“淫奔无耻”。这并非仅是道学的痰气，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锢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中，名教与礼教的悬鹄，就只能是无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伦道德了。及至《红楼梦》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觉到柳湘莲认自己为“淫奔无耻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时候，礼教便真是可以杀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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