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爱玲作品思考女性意识

　　生活中，知道张爱玲的人，也许是因为那篇《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是一个极其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是通过她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表现出来。在她的笔下，女性神话被消解，母爱也不再温情，情爱也不再圣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女人们，最后留下的都是苍凉的背影。

　　女人骨子里的奴性意识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中的不幸和她们自身却安于这种不幸而不思反抗的悲凉故事，来寄寓自己深刻清醒的女性意识——中国女性骨子里的奴性意识，即自甘依附于男性。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娇蕊，纯情地爱上自私、虚伪的振保，为他毁掉自己的家庭，但最终被佟振保所抛弃;《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男人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竟然伙同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毁了妹妹的幸福;《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虽然冲破重重阻挠赢得了自主的婚姻，到头来依然没能逃脱为依附男人而形成的三妻四妾的局面。

　　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从经济上的依赖到精神上的依赖。旧派女性没有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和保护安稳生活的唯一手段和最终归属。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但仍然固守着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正像张爱玲在《有女同车》说的：“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所以，很多女人一辈子都没有逃脱依附于男人的生活。

　　母爱不再“博爱、圣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曾经有过美妙的青春，但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残废的贵公子，她的一生就这样被贪图富贵的兄嫂狠毒地葬送了，她在无爱的婚姻中消蚀了自己的青春。为了自卫和报复，她以母亲“保护”儿女为借口，对每一个闯入他们生活圈子的人都充满敌意。对儿子长白，她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才让他娶了妻，一旦添了孙子，她便将儿媳妇虐待至死，令儿子再也不敢娶妻。对女儿长安，因为不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顾虑，她便断然用极端的手段破坏女儿的婚姻，令女儿断了结婚的念头，终生为她所占有。在这里，母亲失去了以往“博爱、圣洁”的特征，温馨与甜美完全让位于私利与报复，将对父权制社会的仇恨释放在子女身上，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

　　张爱玲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颠覆母亲神话，把解剖刀切入母性深层，揭示出母性，继而揭出女性、人性的负面。无情的剖析和深刻的鞭挞，力透纸背，发人深省。她指出，如果女性不能挖出这些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毒瘤子，那么在一代代女性身上重复着同样悲剧的故事永远都无法结束。

　　不要把女人当作“神”

　　张爱玲接受并认可自己的性别角色，并不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自卑。但她却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的做法。女人就是女人，是男女性别角色中的女性，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但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的女学者、女才子，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正是这种对女性生存角色的清醒认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女人而女性的。 (文/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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